在近代宪法，民族国家填补了这一超验维度的空白，但系统论宪法学则试图彻底清除政治神学的痕迹。

B.改进的主体，即由谁来进行改进的问题。[46]在理论上，反驳一种主张的最好做法，应当是将这种主张最佳的样子呈现出来，然后再予以否定。

高等教育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一方面，它在性质上，是类似于人类改进的、超出正常状态的额外提升。[1]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18年报道出来的贺建奎事件。这就是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疗，年老健忘在过去被当作是衰老的正常状态，所以并不值得治疗。然而，这个同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同意，因为这是唯一的合理选项，父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于是强迫的因素将以另外一种样子重新回来。(二)治疗与改进真的不可分吗？ 除非支持者做如下的修正：虽然人类改进是由政府提供并垄断的，但是父母依然可以选择不采取，强迫的因素如此一来就会消失。

要想将基因编辑的问题引入道德评价的领域，那么就需要将基因编辑这个名词转换成基因改进(genetic enhancement)、生物医学改进或人类改进。基于是否是对于底线条件的满足，与支持者所主张的人类改进最相类似的，不再是义务教育，而是高等教育，否则就称不上是超越正常状态的改进。[35] See Henry Shue, Basic Rights: Subsistence, Affluence,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Lawrence Croke, Positive Liberty: An Essay in 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0; Cass Sunstein, After the Rights Revolution: Reconceiving the Regulatory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tephen S. Holmes Cass S. Sunstein, The Costs of Rights, W. W. Norton, 1999; Thomas Halper, Positive Rights in a Republic of Talk, A Survey and a Critiqu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36] See Samuel D. Warren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ard Law Review, 193(1890). [37] See Alan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Atheneum, 1967, p.7. [38] 这种积极数据权利也为其他很多学者所分享。

总之，作为一种权利，数据携带权面临着很大的争议和问题，这种新型权利可能有利于促进用户的数据权益，也可能难以落地或带来新的风险。如果政府能够成立跨部门的层级较高的数据共享联合工作机构，受理个体所提出的合理的数据携带权请求，那么此种联动机制将可能倒逼政府不断进行改革，推动公共数据的共享与个体数据的便携性。丁晓东：《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公平信息实践的分析》，《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摘要:  欧盟颁布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数据携带权，赋予个体无障碍地获取与转移个人数据的权利。

这一范围首先排除了匿名化的数据或与数据主体无关的数据。[27]也有学者指出，对于数据权利是否包括数据携带权，还未达成共识。

但数据携带权并不具有成为一种基本权利的条件，而且可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数字市场的良性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知名认证用户与微博之间的协议应当被视为有效的商业合同。数据携带权的支持者认为，数据携带权可以对抗锁定效应，促进市场竞争。[18]而对于机器可读的格式，欧盟的相关法律则将其定义为使软件应用程序能够轻易地识别、认知和提取特定数据的格式，而那些限制自动处理的文件格式编码的文档将被排除在外，因为从这些文档中很难提取相应数据。

但是，此种情况下很多用户的信息也可能面临不正当收集与使用的威胁。[28]在未达成共识的情形下将数据携带权上升为一种基本权利，这并不明智。除了像反对者所说的个人数据移植可能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或数据库权益之外，个人数据的转移还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利益。[6]同年，美国白宫发起我的数据(My Data)倡议，强调便捷化数据访问，同时提高数据的可移植性。

第29工作组(29 Working Party)是一个根据1995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第29条成立的咨询机构，由欧盟成员国数据保护机构、欧洲数据保护监督员和欧洲委员会组成的代表组成，意在为欧盟各国的数据保护提供专业指引。数据携带权的支持者指出，信息隐私的关键在于对个人信息的控制。

1890年，美国学者沃伦与布兰代斯提出隐私权概念时，首先提出的是作为防御性权利的隐私权。因此，这一权利的支持者指出，数据携带权将促进用户福利，打破数据壁垒与数据垄断，促进数据共享与数据流通。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重述与第29工作组发布的指南所设想的互操作性，在实践中其实非常难以实现。因为即使各国对于数据库的财产性保护或对集合性的数据资产权利存在质疑，[58]各国的法律也一般会承认双方约定合同的法律效力，通过合同法为企业数据提供保护。但与此同时，数据携带权的反对者也指出这一权利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5] 在数据可携带项目提出后不久，一些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也加入倡导数据携带权的动议。四、数据携带权的中国应用 对数据携带权原理的分析已经表明，数据携带权尚不具备成为一种基本权利的条件，其既可能会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也可能会造成市场的恶性竞争。[8]谷歌创建谷歌外带(Google Takeout)工具，允许用户从27个谷歌产品中下载数据

因此，无论它是否成立，这都不是一个关于权利、而是关于政治的话题。具体论证，参见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Judicial Reasoning and Other Legal Essay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9。

所以，是不是一台好电脑，就是使用者（我）的价值判断。它之所以构成一个挑战，是因为这在尊严和权利之间建立起了概念上的必然关联——一个权利之所以成为权利，就是因为这是尊严的要求。

②在相关义务（可能）被违反时，权利人可以选择是否（借助相应机制）迫使该义务被落实（enforce）。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尊严这个概念。

[43]然而，这个貌似严厉的批评非常虚弱：除非能够彻底推翻霍菲尔德的理论，否则上述看法就只能流于猜测。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它涉及高度抽象的概念辨析工作。反对者试图从这个角度提出质疑，[42]它由两个基本主张组成：其一，无穷回溯的难题，只是霍菲尔德的理论遭遇的难题，而不是不可放弃的权利所面对的困难。然而，权利区别于其他的规范性概念的标志，来自于一个形式上、而不是内容上的特征，即侵犯权利的举动，不但被视为一个道德错误，而且还被视为一个针对权利人的道德错误。

那么，能不能因此就主张权利是可放弃的呢？这仍然会遭遇另外的困难：如果一个权利是可以放弃的，那么这将意味着，我的意志行动或者权力（我的选择），会将其他人从权利禁止中解放出来，重新使得它获得道德许可的效果。因为，按照霍菲尔德的定义，权力就是单方意志对于规范关系的改变。

[19]陈景辉：《法律权利的性质：它与道德权利必然相关吗？》，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6页。然而，还存在第二种理解的可能：这是对于其他人（义务人）、而不是对权利人的限制，即尽管权利人做出了放弃该权利的恰当表示，但是其他人依然不能因此就有理由入侵原本被权利保护的领域。

如果它是道德禁止，那么相反的举动并未因为权利的放弃，而获得道德上的允许。规范判断与价值（道德）判断的进一步区分，Judith Jarvis Thomson, Normativity, Open Court Publishing, 2008， pp.1-17. [5]Francis Kamm, Rights, in Jules Coleman Scott Shapir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76. [6]这两种错误也可以被叫做指向性错误与非指向性错误。

摘要:  在道德直觉上，理论家很容易承认存在不可放弃的权利。因此，不可放弃的权利就只存在一种单一的类型，即权利人同时拥有主张（权）和无能力。[31]例如McConnell就认为，不可放弃的权利存在一种狭义的理解：权利人的同意，并不是辩护侵犯该权利之行为的充分条件，即仅有权利人的同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即使某类权利是可被剥夺的，但是它无法建立在道德错误的基础上，因此这并不是一般所言的剥夺的意义。

其中，权利的丧失比较简单，而权利的被剥夺将会花费一定的篇幅。如果将这种理解跟权利联系起来，那么就只能得出权利必须诉诸尊严的结论，否则就没有必要将权利与如此高阶的价值连在一起，进而这将会重新回到所有权利均不可放弃的结论。

因此，为了避免后三种可能对伤害原则（条件1）的严重威胁，那么就必须将生命权确定为不可放弃的权利。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不可放弃的权利即使存在，也不意味着这种权利是不可失去的。

另外，目前不可放弃的权利的英文表达，通常是inalienable rights，并且很多人将它翻译为不可转让的权利。这种可能性其实是说，同时存在两个主体：一个拥有主张（权），另一个拥有无能力，且拥有无能力者无法导致主张（权）被取消。